严耕望:我希望工作随时努力,生活随遇而安丨读书

来源:qqculture    发布时间:2019-03-13 18:07:1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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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成就,尤其是史学,若只在学术工作本身下功夫,还嫌不够,尤当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方面锻炼自己,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‘学术人’。”


本文摘选自《治史三书》,这本书是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以个人治学心得为基础,融合梁启超、陈寅恪、傅斯年、钱穆等几代史学大家的治史经验著述而成的一部史学方法论著作。


一个人学问成就的深浅,可以从他的生活修养中看出一些端倪,因为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对于学术工作影响极大。

治学本不是件轻松的事,近代学术工作日趋复杂,步入分工专精之途径,但又不能不相当博通,史学工作所涉尤广,更为不易。个人以为,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成就,尤其是史学,若只在学术工作本身下功夫,还嫌不够,尤当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方面锻炼自己,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“学术人”。想达成这一目标,须要真能做到:工作随时努力,生活随遇而安。

这句话等于是我的座右铭,虽不能至,而心向往之。据我的体验与观察,前六个字还比较容易做到,后六个字却极不易做到,而这点尤与人生修养有关;我觉得生活享受绝无一定的标准,要不满足,无论多好享受仍是不能满足;要满足,就随时都能满足。

古人说“知足常乐”这一点我是真正能体验到,唯一常感不足的是学术工作。我常自己反省,觉得我非贪人,但对于学术工作却很贪,既欲精深,又想有相当宏通,如此就不免随时努力去做。从这一点看来,自愧仍非达人!下面姑就一般生活与人生修养之影响学术工作者,拉杂言之。


严耕望


(一)健强身体、健康心理

要想在学术上有相当成就,第一必须有健康的身心——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。记得在初中读书时代,实颇用功,尤不爱运动。长兄德明有一次信上劝我注意身体。他说身体如一只船,学问如同载量,船不坚固,甚至破坏了,如何还能运载!此语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。要想身体健康,自必生活有节度,饮食、寒暖、运动、休息,皆当注意节度,此不待言。而心理健康,亦同样重要,并且大有影响于身体健康。

心理健康是医学上的专门问题,不敢深论。不过就我个人的体验,快乐的人生观,心情轻松,胸怀坦荡,是心理健康的基础,对于身心健康大有好处。我是个绝对的乐观派,对于自己,对于社会,对于国家民族、人类前途,永远觉得有办法,有希望,不悲观。当然不见得遇事都真能乐观,但糊涂的乐观至少自己得到轻松快乐,岂不很好!至于对事对人,我觉得宁滞毋敏,宁可迟钝一点,不要太敏感,多疑虑;纵然觉察到他人对己有不利迹象,也要有胸襟化解,不要放在心上。

十几年前我来香港,有位好朋友告诉我说,来到新地方,环境比较复杂,“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”。我很感谢这位朋友的忠告,但我自譬是个不设防的城市,不会有人来攻;纵然有人来攻,也不在乎。我自信这些事对于我无大影响,不计较即无萦于怀,不影响自己情绪,不浪费心力时光,这对于身体健康与学术工作都大有关系。悲观,放不开,身体不健康的人,自然精神不济,无法有坚强的毅力达成他的远大志愿。

(二)一心力、惜时光

学问是由心力与时光交织而成,缺一不可。但一个人无论身体多健强,精神心力都有限度,时间更是有限度。要将自己有限度的精神心力集中在治学工作上,始能有成,若不能精神集中,将心力分散到其他方面,则学问必不能有多大成就,其他方面也将会失望。此如河渠,固定的相当大的水量,放入一条渠中,必然显得流量很大,气势雄壮;若分入数条渠道,各渠势必显得流量减少,气势微弱,无大作用。一个人的心力时光分散到多方面,各方面的成果也势必都大打折扣。

心力时光既然都有限度,而学问又是心力时光交织而成,故心力与时光愈能集中,成果必愈大,最好他的生活一切都投注浸润在学术工作中,成为一个纯净的学术人。我个人虽然还不能达到这一境界,但已尽可能向往此途,名利无大兴趣,权位尤不敢沾,专心一意的做学术工作。惟生活消遣则兴趣颇为广泛,如朋友谈天,遨游山水,浏览报章杂志,看电影电视。

但谈天邀游的机会并不多,至于影视报章,亦随时警惕,尽量放弃,紧缩到了解时局与娱乐生活所必要的最小限度,每天只看一种报纸,至多一节电视,以使心力时间不要分散。此外我还有一点分神处,即吾妻体弱,家庭杂务须我分任。不过此与外务不同,只分点时间作体力劳动,不费心力;而且使心神头脑能轻松一下,对于健康也未始无好处!

(三)淡名利、避权位

治学贵能一心力、惜时光;然而一般人大多不能注意到这一点,总不免为“名”“利”“权”“位”所困扰,分心力,分时间。当然人非贤圣,名利权位谁不有兴趣,想争取!但这四者的争取,对于学术工作都绝对有妨碍,原因就是要分心力分时间。

四者之中亦有分别。就“名”而言,学术上若真有成就,名不求而自至。不过学术之名只是清名,不能凭以有所享受,而且在学术工作进行中也不能以求名为目的,若以求名为目的,则其学术成就必极有限度。治学的动机不在学术而在成名,名已成了,真正学术工作自然也就停止了。何况更进一层说,名头太大,对于治学也有妨碍。

只就我所及见的前辈学人说,似乎只有陈寅恪先生未为盛名而影响了治学工作,其他享大名的史学家几乎无不受了盛名之累。最显著的例子,如顾师颉刚,二十几岁就享大名,为时代青年所瞩目,为当时锋头最健的史学家,每天忙得不得了,几乎毫无工作时间。中年以后,他非常后悔。

1944 年,我到重庆,在他主持的机构寄居多日,据他自己评论说,他深悔年轻时弄得名气太大,不能安心工作,对于史学并无多大贡献,只是研究孟姜女真正有了成就。我想这是颉刚师肺腑之言,但不免过分谦虚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