情是故乡浓

来源:lxss0131    发布时间:2019-09-09 20:53:09


 

每年过年,我都会想起小时候。那时候家乡还没有电视,也还没有外出打工这样的事情。过年前的半个月,村里就像蜂窝里灌了蒸汽,热烘烘地闹起来。那时的天气也格外地冷,记忆中的冬天,屋檐下总有一串一串的冰条,门前的枯草已经灰绿中带黄,夜间的露水在各色的杂草上结成冰凌,太阳一出来,清亮的光照在上面,几经反射,显得色彩斑斓。尽管那么冷,我们小孩子还是一大早就争着要起床,为了看那些彩色的冰凌。将那些晶莹剔透、象十色宝石一样结在草带上的冰凌从田边折下来,在冻得红彤彤的小手中挥舞,给妹妹或邻家的小孩子看,大自然所赐的美给了我们似乎属于自己的骄傲。透过五彩的冰凌,我们真的看到太阳是彩色的,不过只看一会儿,冰凌就化了。 

然而那时候并没有这样地伤感,冰凌化了,还有其它的玩耍。况且,只要过一夜,又可以见到那样透明的彩色遍野都是了。于是便和着大一点的哥、姐们去踩高跷,或者去看大人们挤棍,到那一家去看做米糖。这也是大们人一年最闲的时候,因为秋收早已经过去了,春耕又还有一段时日,现在要忙,也是忙着怎么过年,做爆米花、做米糖、到山上去砍些树木回来当硬柴烧。这时候的忙,都是跳跃的,有什么要溢出来的样子。见了面就说:“你家的米糖都做了?明天我家杀猪,过来吃晚饭,一定来!”

真的过年了,全家人都围坐在一起,回想一年来的日子,苦的都已经过去了,甜的更让人心里有希望,对于来年,都鼓起了更大的劲头,饭菜确实是格外地香。正月里大家都这家那家地窜,小孩子们除了给长辈们拜年,就是伙在一起,用稻秆做一个草龙灯,到这村那村去舞,讨几个买小玩具的钱,或者干脆就是糊弄一些点心吃,说一些自编的吉利话,做出一些滑稽态,然后一哄而散……。以后,又还有一些村里要搭戏台请戏班子来唱戏,全乡总要闹到元宵以后,才肯慢慢地静下来。直到柳树的新芽探出一点头来,风吹到脸上也不那么剌骨了,人们便扛了犁耙去犁田,小孩们也一伙一伙地在田野里一面放牛一面游戏,烧一处火、翻一些冬天里躲在泥里的泥鳅。清晨的炊烟映着朝霞袅袅而上,春天的田野里又飘着新一轮的希望。

 然而,这些都已经只能在回忆中才见到了。时代变得很快,人也变得很快。或许有人会认为我这只是用一种怀旧式的态度来看这一切,然而如果真是那样,我们看到的无疑只会是古文人心中早就怀有的“田园诗”。但现在想起来,这一切并非出于怀旧而产生的美感。那时候家乡充满希望的热闹与忙碌,与当时的第一轮改革是分不开的。上世纪80年代前期,农村最大的变革就是分田到户,承包单干。每一家都分到了自己的田地,自己出汗在自己地里。产出的粮食又不怕卖不了,因为那时候粮食还是统一收购,价格也比较合理。也就是说,农民们不用担心市场,只要勤劳,田地里产得越多,收入就越多,生活就会越好。因此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,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。劳动使人充实,在靠自己的汗水能过上幸福的日子的人们身上,展现了一种健康而快乐的美。而那时候现代传媒还没有在农村大行其道,人们便发挥自己的创造力,以各种自创的形式来娱乐。这些娱乐因为是自创的或传统的,与人们有着有机的联系,所以又不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娱乐,而是充满着人民的智慧与创新。那是一种真正的劳动者的艺术,像《刘三姐》中的采茶歌,充溢着一种劳动者自信而欢快的调子。

 

 

近些年来,一直在外地读书,回家过年,感到一年不如一年那么热闹。在外打工的姐姐和亲戚们,一直要到年前两三天才回家。或者因为工地上的工资拿不到,或者因为工厂里不到时候不放假。而大年一过,年初六左右又要赶紧出去,或者因为厂里上班时间到了,或者怕出去晚了找不到事做。而这一来一去,都要挤火车,每回家过一次年,都象要拼两次命,那么多人从窗子里塞进去,一直塞到不能动为止,好像人的什么尊严都没有了。然而这一切又似乎是自愿的,这又格外地让人受不了。然而每年春运车票又要大涨价,来回两趟的车票,加上买一些过年的东西,经常就要花掉两个月的工资。渐渐地,有许多人过年也不回家了。乡下的年,早已没有了以前的那种热闹与充实感了。

然而今春节回家,感到家乡又有一种特殊的热闹。大家在路上在饭桌上都兴奋地传讲着一件事。原来今年我们县里有一位官员回家乡过年了,这位官员现在是中央委员,据说这次荣归故里,带了多少亿的投资回来。又说,从县城到他村子里,已经有了一条专修的水泥路,每位以前曾相认的亲戚都有一个多少钱的红包等等。人们热心地传讲着这样的消息,言谈中透露着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与朦胧的向往。

其实近年来这样的故事已经在故乡流传得太多。这次当然也有所本,但也只不过是另一些故事的延续。某某乡的什么人在外面赚了多少钱,做了什么老板等等,似乎成了人们过年聚在一起时必讲的故事,而且每人似乎都争着要讲得更好、更惊人才罢休。做了官的,可以让多少自己的亲戚乡亲得什么什么好处;不用辛苦的,却可以在外面赚多少多少钱……;这样的故事已经完全地将乡亲们的头脑占据着。贫穷而无望的生活,总是更让人们相信奇迹。当现实中的勤劳已经不能给人们以希望,当确实有些人靠着贪污而发财并能携亲带故地过不可想象的日子,当电视中不断地报道穷人中奖发财的新闻,当国家也把“白猫黑猫,捉了老鼠才是好猫”作为座佑铭时,人们就自然地把奇迹作为最后的出路与希望,并把赚钱作为自我实现的最高价值标准了。况且贫困的鞭子又在后面不停地抽打着。

有些人在反思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时,经常会说社会主义革命复活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有毒的东西。而我认为,如果说封建文化中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在复活的话,正是后期无反思的改革开放复活了它,并赋予了它新的形式。一人当官鸡犬升天、封妻荫子荣归故里、不劳而获金钱至上,这些封建思想中的毒气变本加厉地在民间流布,它们穿着用金线编织且盖有政府大印的外衣,在电视、报纸等现代传媒的吹吹打打声中,大摇大罢地在中国的大地上逛来逛去。 

有人又爱把改革以后的日子与“五四”时期对接,认为这是对被社会主义革命中断了的“五四”启蒙传统的接续。但现实中的这一切,又让我想起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《文化工业: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》一文中所说的:

“今天,受骗的大众甚至要比那些成功人士更容易受到成功神话的迷惑。他们始终固守着奴役他们的意识形态。普通人热爱着对他们的不公,这种力量甚至比当权者的狡诈还要强大,……尽管人们还恪守着成功的原则,然而追求成功的内在结构却发生了变化。人们所强调的已经不再是通过艰苦奋斗而获得成功,而是要赢得奖金。

是的,九十年代以来大众传媒对中国劳动者的再“启蒙”,给老百姓带来的不是更加健康的理性,而是他们对于获得“奖金”奇迹的信仰。故乡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故乡了,这不只是说故乡在经济上被剥夺而变得更加贫穷,更让人心痛的是,故乡在社会不公的现实中、在现代文化工业的“启蒙”下,接受了贫穷强加于她的毒素,她失去了往日的美德,失去了她的健康的活力。人们不愿去参加劳动而是没有日夜地赌博,同时用赌博的心态来看待世上的一切。

 

注:此文原载《天涯》2004年第6期。